神秘的启示是不能被观看的。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具有张力的人-神关系？如果幻象者们声称——作为“信仰寻求理解”的反面——他们只能借助幻象，借助神秘的个人体验才能通向上帝，那么他们在幻视的时候，特别是在转述这种神秘体验的时候就将自己至于了一种尴尬的、危险的境地，因为神秘的启示是不能被观看的。幻象者的始祖、教会唯一承认的《启示录》的作者约翰在文章的开头就写到，自己在触犯禁忌之后是如何的肝胆俱裂，“扑到在他脚下，象死了一样”(《启示录》1,17)。虽然耶稣基督安慰他，并指示他将他所见所闻都写下来，但是这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已经画下，所谓要观看，必违纪，于是出现了面具之面具，转述之转述。文学家遥望地、隐秘地、小心翼翼地涉足禁区，为了避免言说的禁忌，避免因言说而带来的杀身之祸。然而图像语言却以其不可避免的直观性，直接将幻象呈现给观看者，它强迫每一位观看者“观看”这“不能被观看的神秘启示”。所以它必须想出另一条路对付观看的禁忌，以免把看到神秘启示的危险嫁祸给观看者。自然，它也需要一位中介人物。它把幻象者安插在图像中，使观看者能够不“直接”看到幻象，而是看到幻象者所看到的幻象。
特里尔市图书馆所存的启示录手抄本作于9世纪上半叶图尔(Tours)，是5世纪一个意大利抄本的一个拷贝。后者是已知最早的启示录题材的绘图抄本。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幻象者，也就是约翰站在图画的边缘，而这一将幻象者添入幻象的传统在中世纪从此便从没有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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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erer Apokalypse |
文艺复兴之时人们对这一传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阿尔布莱希特·阿尔特多夫所做的《双约翰祭坛画》中，幻象者不再是一个不起眼的、为了降低危险系数才出场的中介人物，而一跃成为了主角。施洗约翰合上书手指羔羊，代表着旧约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福音书约翰打开书给世界带来新一轮的启示。而约翰所看到的幻象，浓缩到了图像的一角，象征性地用圣母子来代替，已不再是《启示录》中特定的场景。幻象者和幻象的位置发生了改变，功能也随之改变。福音书约翰已不再与幻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将目光投向施洗约翰。行动派的施洗约翰神情激昂，攥着拳头挥着手，一袭火红的红袍加身，代表着vita activa。相反福音书约翰则穿着冷色的长袍，远不如施洗约翰般潇洒狂野，而是从专注的写作中抬起头来，向同伴投向肃穆的一瞥。他则代表着vita contemplativa。就这样，马大和马利亚的形象在人文主义画家的笔下又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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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recht Altdorfer, 1520, Regensburg, Museum |
另外，还有一副在此不得不提的画作，格列柯的《玛利亚无暇受孕幻象》。Immaculata Conceptio，植根于《启示录》第十二章以及《诗篇》的某些章节，在反宗教改革期间一跃成为最受欢迎的图像主题之一。格列柯的这幅画的与众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尺寸，此画约有两米之高，当它被挂起来之后，可以想象观看者面对它时的感觉，他从大卫王的宫殿拾级而上，要仰望，以看清圣母的尊荣。与此同时，他仿佛能够听到天使们的奏乐，仿佛能够感到圣灵洒下的光正在笼罩着自己。最终他感到他经历一切，看到了启示，而这启示已不单纯是约翰的启示而是反宗教改革者们带来的新的启示。约翰在这里又成了不可忽视的人物，他既是幻象者又是观看者，他不再像手抄本中所表现的那样，以二维平面面对着观众出现，在这里，他自己转过身去，因这个新启示而震惊。从而成了每一位观看者的向导和榜样。启示不再是上帝不可言说的秘密，而是政治家、改革家传递给人们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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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 Greco, um 1580, Museo de Santa zu Toled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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